郭沫若 甲骨学史上的亮丽风景

1928年，凭借新诗《女神》而扬名于五四现代诗坛的郭沫若闯进了甲骨学领域，这令整个甲骨学界都感到新奇、兴奋和刺激。以沉闷为基本特征的古文字学界，缺少的就是勃勃生机与激情迸发。甲骨学界怀着极大的热情欢迎郭沫若。

1928年8月底，郭沫若在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头两篇文章后，对所研究的资料开始怀疑起来，想要找寻第一手资料。他凭着记忆，到东京上野图书馆查阅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在一两个月内，读完东洋文库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

l929年8月，郭沫若初步写成《甲骨文释》（《甲骨文字研究》初名）书稿，在未经任何人介绍的情况下，冒昧给王国维称许的四位年轻学者之一、时为《燕京学报》主编的容庚写信联系出版《甲骨文释》事宜。

郭沫若共给容庚写了56封信，容庚一一回应。最重要的是由此郭沫若不断得到了董作宾在安阳发掘的甲骨文新信息，这使得郭沫若在日本研究甲骨文旧资料与国内的甲骨出土新资料有了惊人的同步。

郭沫若得知“大龟四板”出土的消息，立即通过容庚索要拓片。容庚找了傅斯年，傅斯年找了李济，李济又找了董作宾。董作宾的儿子后来说道，假如董作宾当时不愿意把资料寄给郭沫若，李济决不会勉强。因为他们之间有协议，董作宾负责出土甲骨的资料整理。

但是董作宾毫不犹豫，把全部拓片都送给了郭沫若，因为他敬重郭沫若的才华。郭沫若接到拓片后大喜过望，在无法和国内沟通的情况下，立即将这些拓片都编进了自己的书中。这不禁使董作宾等人感到有些意外。

但这丝毫不影响国内甲骨学界对这位天才诗人、历史学家的评价。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通纂》出版后，得到了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历史考古学、甲骨学巨头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后来，董作宾专门写信给有关部门，提出把郭沫若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郭沫若的政治见解或许和他们不同，但这没有妨碍他们对郭沫若甲骨文研究成果的价值鉴定。事实上，郭沫若研究甲骨文的成就不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才得到认可的，而是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就奠定了作为“甲骨四堂”之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