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世民研究回鹘文的国际知名学者

　　耿世民与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师生情谊延续了近40年。1949年10月，他去北大报到，因病晚到了许久。北大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告诉他：你报的印度语专业名额已满。他要耿世民另选其他专业。因耿世民懂法语，季羡林建议他学越南语，但耿世民却选学了维吾尔语。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耿世民接触到了德国著名古代突厥语文学大师葛玛丽的《古代突厥（回鹘）语法》，该书除语法外，还包括文选、字典。当时他已有较好的维吾尔、哈萨克等现代突厥语的基础，又曾在大学时选修过一个学期的德语，所以借助字典勉强能看懂回鹘语法的一些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为耿世民打开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他下决心学好古代突厥（回鹘）文，把古代突厥碑铭直接从原文译成汉文，以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经过不懈的努力，耿世民成为我国极少既通晓古代突厥回鹘文、又通晓现代维吾尔文的少数民族文字研究专家。

　　1959年，一部诞生于9世纪的回鹘文原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在我国天山深处被发现。这部剧本集歌舞、表演、对话为一体，长达27幕共300多页，代表了中国回鹘文化发展的高峰，但一时成了无人知晓的秘文。耿世民决心成为“解密”《弥勒会见记》的第一人。近两年时间里，他每天工作到深夜，没歇过一天。找不到重要的外文参考书，他就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外购买，他还搞到了绝版书的微缩胶卷。他先把回鹘文转写成拉丁字母，然后又翻译成汉文，再翻译成德文，耿世民终于独立完成了《弥勒会见记》的翻译工作。

　　据说，该剧本是从梵文翻译成吐火罗文再转译为回鹘文的，但梵文本始终未被发现。1974年，在焉耆发现了吐火罗文的残卷《弥勒会见记》。因为本子较为残缺，1981年，季羡林决定迂回作战，他说“我国藏有大量的同书的回鹘文译本的残卷，虽然残缺不全，但是比起德国的收藏来是多得多的。我何不利用回鹘文译本呢？”应季羡林的要求，耿世民把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前几章译成汉文，以供季羡林研究同书的甲种吐火罗文残卷时参考使用。

　　那时，是耿世民与季羡林合作最密切的时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季羡林主编《大唐西域记》，点名在中央民族大学任博士生导师的耿世民负责新疆部分的校注工作。在《季羡林自传》里，他还特意提到了耿世民等4位回鹘文专家的名字，季羡林写道：“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是无法翻译的，吐火罗文原卷实在太残破了。”

　　我国在19世纪末出土了大量古代突厥汗国、回鹘汗国碑铭，还有11世纪维吾尔著名学者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著的《福乐智慧》，均一直无人过问。耿世民第一次直接从原文把这些文献翻译出版成汉、英、法、德、日文。这些翻译研究成果，是中国在研究古代突厥—回鹘语文学领域的一个突破，也为中国在国际古代突厥语文学研究的学术界中获得了荣誉。

　　国际著名的德国洪堡基金会在1992年授予耿世民“国际知名学者奖”，这一荣誉，中国只有2人获得过。世界阿尔泰学最高学术机构阿尔泰学常设会议在2000年将其最高奖项PLAC金质奖章授予了耿世民。该学会成立50多年来，只有20几名学者获此殊荣。耿世民则是中国唯一获此奖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