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识正写简”，从“和谐体”到“识正写简”

在学术探讨中提出几种意见、几种方案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即使是宗教也是如此：你耶苏教可以传道，我天主教也可传道；但是，你传你的道，不能去抵毁别人，否则会受到众人的鄙视，我们在许多公共场所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在研究书同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遗憾的是，这种人也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所以，我一贯主张我们要和谐相处，和谐讨论，在书同文研究中要抵制这种不良行为。这个精神是明确地写在每一辑《汉字书同文研究》的前言上的，我们一定要真正贯彻、执行，使大家在和谐的气氛中相处、在和谐的气氛中研究。

一、 从“和谐体”到“识正写简”

早在1998年起，我们就把调整“非对称繁简字”作为研究重点。许多书同文开创时期的专家教授都是研究的骨干。香港姚德怀先生首先提出“和谐体”，并在《语文建设通讯》上试行；我们决定也在《汉字书同文研究》和网页上试行。这样，我们就把调整“非对称繁简字”从“坐而论道”发展到“起而行道”，得到了许多朋友的赞同。进而，我们又发表了《联署建议：“中华汉字和谐体”出版业呼之欲出》，建议把它推广开来。在此，我们向这些书同文研究的朋友们致敬！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打破目前简繁汉字对立的僵局，二是为了在试行的过程中发现和总结“和谐体”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试行中及时推出使正简字体全部“和谐”的“识正写简”方案，在第15次书同文研讨会上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在会后的网络讨论中更是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们认为：“識正寫簡”才是書同文的終極目標，“和谐体”只是书同文的阶段性目标。我相信，长期支持、研究书同文的姚、胡二位会赞同这一观点的。现在看来，香港《语文建设通讯》在20多年前率先试行“一刊二字”是具有前瞻性的赏试。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华文报刊都在试行“一报二字”或“一刊二字”， 许多国家的华文学校、包括孔子学校也都在“识正写简”。

二、《简化字总表》不能再修修补补，应该全面调整

汉字简化从一开始就带有致命性的内伤。朱大可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一文中有深刻的分析：

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后果，就是引发了现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确认文化在国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式的清洁手段，就能一举扫除文化弊端，为政治制度转型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针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思维”更加甚嚣尘上，从1950年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秦帝国以来近2000年的文字变革。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毛以最简洁的语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划案。在不懂“科学”的“科学院长”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汉字成了文化献祭的第一头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严厉的审判和肢解。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 （如 “鑼”、“纜”、“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在1956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我们认为情况的确是这样，简化字的出现是拼音派们为了实现他们消灭汉字、推行拼音文字的目标的结果。所以，简化字从一开始就带有致命的内伤。数十年来，它一直受到人们的诟病；当局尽管一直在对它修修补补，但是，群众一直是不满意的。2009年8月国家语委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在一片责疑声中被迫收回，就是一个明证。人们可以相信，汉字改革一天不拨乱返正，汉字的折腾一天不消停，人们的批评、抵制就一天也不会停止。

有人说，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里的四章二十八条中，那一条出现过“简化字”三个字？规范字等同于简化字吗？简化字具有法定文字地位吗？我们真的需要全国人大来“释法”了！我们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汉字，实在是到了必须重新规范的时刻了！

我本来以为，误用、错用汉字的现象只有大陆才有；现在看来，误用、错用汉字的现象已经遍及到了世界各地。

去年，中国与新西兰学者联合陕西白水发起“中华汉字节”的倡议，并在白水仓颉庙树立一通“中华汉字节”倡议纪念碑。新西兰学者撰写了碑文，我把它发过去，由白水刻成碑。想不到短短的四十多个字，就出现了三个误用、错用的汉字。请看碑文：

漢字乃中華民族先民之偉大發明創造其對亞洲漢字文化圈之偉大貢獻毋庸質疑對人類文明之偉大贡献無可替代

爲弘揚偉大漢字文化爲中華民族之偉大崛起特倡議訂谷雨日爲中華漢字節普天同慶

新西蘭黃乃强撰己醜年五月

海外人士撰写、大陆刻成碑文，用正体书写乃是常理；但是却误用、错用了“贡献（獻）、谷（榖雨）、己醜（丑）年”三个字，显得不伦不类，将会留下不可饶恕的恶果。新西蘭《先驱报》今年依然发表了这样的文字来纪念发起“中华汉字节”的倡议三周年。

韩国一位学者撰写了一本《韩中历代名文鉴赏》里面有三个汉字也印错：“我当採花釀密（蜜）”（第122页）、“一樹百獲（穫）者”（第174页）、“以庚戌陽歴（暦）年”第202页。

1997年，我的朋友、台湾一家出版社经理送我一本《新编汉字字典》，是简繁汉字并列的。但是，内中有一些简化字却与大陆的不符：有的是编者多出来、自己想当然用简化偏旁多类推出来的“简化字”；而大陆有的简化字却没有收。这就会误导读者。我问“怎么会发生这种错误”？他说：“我们是借用香港的版本”。据说，现在台湾的书店里有许多种繁简字对照的书，这是很好的事情。

最近，另外一位台湾朋友给我寄来了《正编简体字手册》和《简繁体对照速查字典》。我初看了一下，其中有印错的（例：将），也有一些用简化偏旁多类推出来的“简化字”。我认为：既然是为了方便台湾民众了解、认识大陆的简化字，编辑就必须要正确无误地把大陆的简化字介绍给读者，不然就会产生误导。现在，两岸交流十分频繁，台湾出版商完全可以与大陆合作一起编写。像《正编简体字手册》是由两位两岸的学者共同编写的，这方面的错误就少了。可惜在此书的“录部”，他们只编进了民国21年（1932年）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中的183个简体字，而没有收民国24年（1935年）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324个简体字，是不是编辑者手头没有《第一批简体字表》？

菲律宾《华文教育》，加拿大《北美时报》，美国《中美邮报》等，类似情况比比皆是。究其原因，参加第15次书同文的20多位海外学者异口同声地说：这都是近几年去海外的大陆朋友们所为！真的，他们都是在大陆接受简化字教育而不识正体汉字的“半文盲”，而且正是他们在海外教学汉字、编辑报刊杂志啊！简化字的弊端已成“燎原之势”，我们应该发出“救救汉字”的呼声！

可见，误用、错用汉字的现象已经遍及到了世界各地华人地区。这种趋势如果还不加以遏止，其造成的后果将会是越来越严重，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人民面前将会产生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90年代初，吕叔湘先生曾说过：“听说汉字和汉文将要在21世纪走出华人圈子，到广大世界去闯荡江湖，发挥威力，这真是叫人高兴可庆可贺的事情。不过我总希望在这20世纪剩下的10年之内有人把它们二位的毛病给治治好再领它们出门。这样，我们留在家里的人也放心些。”老一辈语言学家的担心在今天不幸变成了现实。我们汉字故乡的十三亿人民情何以堪？

1986年国家语委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是很仓促的，曾经受到过批评。据由香港大学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由陈炽洪、苏耀宗博士提交的论文《文字改革的一点反思：胡乔木谈简化字》说，当年主管语言文字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于1986年1月13日在《对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意见》讲话中说：国家语委把所有的遗产继承下来，但不能把过去存在的问题也继承下来。国家语委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把这些问题掩盖起来，没有向国务院如实反映这些问题。现在要新发表《总表》了，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个责任不在国务院，而在国家语委。你们说国务院的文件已经批准了，不好动了，可是你们事先没有向国务院讲明，国家语委要作自我批评，讲明对重新发表《总表》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国家语委成立之后，这是第一次亮相，而第一次亮相时就把裤子掉了。胡乔木于1986年1月13日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说：“语言文字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语言文字工作也是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而发展的”。请问：如此仓促出台的《简化字总表》，而且已在数十年的实际试用中被证明缪误很多的《简化字总表》，为什么不可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而作一次全面的调整呢？两千年来稳定了的汉字体系不可以伤筋动骨地大规模简化，简化也必须维护其传统性。这才是从中华民族最大利益出发的观念与做法。违背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人民的利益，而不过是个伪命题。简化的基本认识不同，方式方法和结果也就根本不同。我们的繁体字简化的思想认识与拼音出发点的汉字简化是不同的。这一点不能回避，也不容含混不清。

所以说，我们并不是反对所有的简体字，“而是主张修正大陆简体字，修正50年代制订的简体字政策，当时是作为政治运动的一个方面来推行的，这政策经实践检验是存在着很大缺陷的。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计划经济、人民公社都可以修正、取消，简体字不好的地方就不能否定、修正吗？

三、“识正写简”的内涵

我们在1997年发起书同文研究时，明确提出的目标是“旨在联合各方有志于此之人士，共同促成汉字字形之统一”。目前，我们赞同“識正寫簡”是書同文的終極目標的提法。

“识正写简”并不是简单地把目前台港澳的正体字照搬，大陆的简化字全用，而是必须趁书同文之机对各地的字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在第15次书同文研究会前后，我得以了解西藏研究者门雁冰先生的研究情况，我很认同他的观点和做法。他在论文里提出“識正寫簡”的几个任务：

（1）對漢字進行全面整理，收集現有漢字集中所有正體漢字，做到不重不漏，建立標準化的《正體漢字表》；（這是中國自有漢字以來一直施行“識正寫簡”的正體系統的需求。）

（2）在《正體漢字表》的基礎上，收集現有漢字集合中与正字對應的俗字、簡化字，建立與《正體漢字表》中正字一一對應的標準化的《簡體漢字表》；（這是“識正寫簡”和大陸推行簡化字方案的簡體系統的需求。）

（3）將《正體漢字表》和《簡體漢字表》合稱《標準漢字表》，正體和簡體統稱標準字，將剩餘的既非正體亦非簡體的其它漢字，卽非標準字，按它們與正體、簡體的對應關係，建立與《標準漢字表》有對照關係的《異體漢字表》。（這是漢字發展到現階段書同文之體系標準化，管理規範化的需求，也是“識正寫簡”的用字規範需求）。这样全面的计划，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据我的理解，姚先生设想的“字位”说，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在目前恐怕先要搞出一个比较简单的初步方案来，因为要完全完成这个任务，是必须动用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我们目前书同文的500位壮士的力量是大够的。我提出的方案可以充当初步的、第一阶段的方案，以后可以逐步完善起来。我提出的方案请参阅《汉字书同文研究》（第10辑试印本）和“语言文字网”等书同文网站、博客，我提出了编写字表的六项原则，在此不再啰嗦。

四、“识正写简”是个一劳永逸的书同文目标，也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宏伟工程

大家知道：汉字简化造成了“古今隔绝”，“内外不通”的文化断层、信息链断裂的恶果；即使是万能的电脑也无能为力！人们耗尽了无数财力、物力，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古今隔绝”，“内外不通”的危局。在新华书店里，今天几乎看不到正体字书籍；图书馆里的古籍的目录也是用简化字写的；那些用“今译”出版的“电子书”、纸质书，错误百出，令人难以相信。报纸、电视、电影上的错别字、误用字简直是历历在目，满眼飞舞。人们研制软件，改良设备，种种努力，不是事倍功半，就是白费心血，还要具有文字修养比较深的专家用人工去一字一字地校对、更正。更为严重的是误用、错用汉字的现象已经遍及到了世界各地，正在危害无数教、学汉字的炎黄子孙和外国朋友，正是丢尽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脸。

如果我们不马上着手进行这项工程，就会继续危害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建议组织力量进行制订“识正写简”具体方案，因为，“识正写简”是个一劳永逸的书同文目标，推行“识正写简”才能使人们“通古今”，“传中外”。为了做好这件大事，我们要团结大多数朋友，也有联合更多的海外朋友一起努力。这几年，我们已经和新西兰学者共同发起“中华汉字节”倡议，目前准备与韩国、新西兰及港台共同发起“重建汉字文化圈”的建议。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专家学者和各界朋友，通过“以民促官”的方式来推动书同文早日实现。

（2012年8月13日）

附：俞步凡回文：

把我的认识再讲一讲。

五十年代的文字改革运动必须否定，由它产生的简体字必须重审，包括它所造成的冤案应当平反，造成的简体化恶果要作历史责任反思。

两千年来稳定了的汉字体系不可以伤筋动骨地大规模简化，简化也必须维护其传统性。这才是从中华民族最大利益出发的观念与做法。违背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人民的利益，而不过是个伪命题。简化的基本认识不同，方式方法和结果也就根本不同。我们的繁体字简化的思想认识与拼音出发点的汉字简化是不同的。这一点不能回避，也不容含混不清。

现行的简体字，最恶劣的是不同字的归并简化。我们当年首先提出的“解决不对称问题”，是我们书同文沙龙历年来着重研究的题目。詹鄞鑫先生对繁简字问题有很深刻的研究，可以作我们的指导思想。在非对称矛盾这一方面，冯寿忠先生花了很大的心血。而姚德懷、胡百华、陈明然先生付诸实践，即以“和谐体”作为一种名称。这对书同文研究是一致的，没有分歧。

如果不承认简体字的严重问题，而只有伟大成就，因而不允许否定甚至讨论，这个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书同文沙龙一向允许全面肯定简体字的言论，甚至允许提出、刊登各种汉字拼音改革、拼形改革的论文。没有加以批驳，相反予以尊重。因为都是学术研究。

对简体字的审视，首当其冲是其不对称问题，但不是终极问题，决非书同文唯一研究的问题。简体字全面的审查，必须恢复大部分原来的传统字，比如國、漢、華等等，其中是一个文化传统价值观恢复的问题。有部分简体字是必要的，如尘、才、只、务等等，有一些过繁的常用字没有简化的可以继续简化。还有是否可以考虑与韩国、日本的汉字尽量统一。这才是书同文的大题目，也是它的原宗旨。

书简识繁，就是恢复传统字，尤其是偏旁简化字，凡是手写都是自然省笔简写的，根本不必作为印刷体字，这在简体字中的数量是庞大的，它们手写任由简写便是了，如可以写纸、设、饮，但印刷体必须是紙、設、飲，这就是书简识繁的要旨，而决不是识國，手写可以写国。所以，书简识繁决不允许实行两套文字，而只能是一体的，现在一些地方的繁简任由都不允许。这些都需要国家的力量来统一研究、解决。（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