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金龙墓漆画题字》看南书北传

作者 龚永富 来源 《语言文字报》 发布时间 2014-11-15

公元5世纪初,鲜卑族拓跋氏逐渐统一了北方并建立了北魏政权,从这时起中国进入南北朝阶段。当占有了以汉族居民为主的中原大地以后,北魏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政治需要,加快了对汉晋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对鲜卑民族文化改造的步伐,留下了一系列前进的足迹。最具代表性的是1965年山西省大同市石家寨司马金龙墓随葬俑群的发现。司马金龙墓不仅从墓葬文化反映了鲜卑人对汉晋文化的吸取,而且《司马金龙墓漆画题字》还反映了南书北传的信息。

司马金龙墓中的《司马金龙墓漆画题字》,1965年11月出土于山西大同市东南石家寨村。原墓为北魏司马琅玡康王司马金龙及其妻姬辰的合葬墓。墓中出土木板漆画五块。木板纵80厘米,横20厘米。

绘画的内容来自刘向《烈女传》。每块板上画一段烈女故事,故事两侧有榜题和说明文字。木板先涂红底色,题字处涂黄色,用黑漆写字,色彩极为鲜艳。题字笔画挺直有力,略无滞碍,同行笔中迟缓含蓄、变化多端者大异其趣。笔画横平竖直,结交处宽博舒展。有些字(如“有”“失”“帝”)平中有险,格调高雅。即便有些介绍认为书写时间为司马金龙死时的太和八年(公元484年),也是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前,比龙门石窟中的早期作品(如《始平公》等)也早10年以上。综合观之,风格接近于今楷,无论结体还是点画的提按转折、起笔收笔、藏锋出锋,都体现出典型的楷书特征。书写者用笔灵动、点画清劲、端庄俊秀,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陈寅恪曾提到,南北朝政治虽然分隔对立,文化则相互交流影响,佛教典籍由私人往来携带由南入北者,事所常有,其例颇多。

东晋皇族勋贵之北奔,跟随他们的还有亲族及部下,其人数是非常庞大的。以司马楚之为例,他据长社的时候,已是“归之者常万余人”。大规模的行动和人员迁徙,自会将许多东晋的物质文化随携至“新邦”。

以北奔的原东晋勋贵为中介移植到中原地区的吴晋物质文化,对北魏文化产生两种影响。一种是直接的影响。诸如由江南携来的器用、服饰、宝货、绘画、书法、书籍等实物,以及有关的制造技术、工艺规范、图像底本等,乃至随之迁来的有关匠师。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漆画木屏风及其上面的题字书法,应属于这类直接影响的产物。屏风上的漆画虽不一定是自江南输入,但描绘时所根据的底本,据相关专家学者分析其必来自江南无疑。

另一种是从文化上间接影响北魏文化,其作用更加深远。由于北奔的东晋勋贵中,有不少是学识渊博之士,他们除了在政治或军事方面对北魏朝廷有所贡献外,更在文化的传播方面贡献了力量。如陈郡袁式,据《魏书》本传,“式沉靖乐道,周览书传,至于话训、仓、雅,偏所留怀。作《字释》,未就”。又说“泰常二年归国,为上客,赐爵阳夏子。与司徒崔浩一面,便尽国士之交。是时,朝仪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创,恒顾访之。性长者,虽羁旅漂泊,而清贫守度,不失士节,时人甚敬重之,皆呼日袁谘议”。当时崔浩“征海内贤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国远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于礼乐宪章,皆归宗于诰”。可以想见,以袁式为代表的北奔东晋世族,对当时北魏改革礼仪制度,是起了一定作用。因此,早在王肃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北奔以前,吴晋文化影响已渗透于北魏的文物制度之中,那些北奔的东晋皇族贵胄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沟通南北文化的使者。

因此从实物和思想艺术上,南方的书法确实向北魏输送了新鲜艺术养料,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北魏的书法艺术形态。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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