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造字的历史记载与传说

汉字文化古老悠久，它和埃及圣书字、古代苏美尔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和克里特文字，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它们都经过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阶段；而那些古文字在历史演变中，有的因停止使用丧失了生命力，有的变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识读，被外来文字取代。唯有汉字，没有间断地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一种有着严密体系的表意文字，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思想交流的工具，是一个民族传统与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手段，中华文明依靠汉字才得以绵延不断地发展下来。探讨它的源头，对理解汉字的历史和发展规律，有重要的作用和精神上的享受意义。

有关汉字的源头，仓颉造字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也最为多数文字研究专家接受。仓颉造字有记载也有传说。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是《吕氏春秋》和《韩非子》。
《荀子·解蔽篇》：“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韩非子·五蠹篇》：“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已知之矣。”
从这些记载看，仓颉作为远古众多发明者之一，是存在过的。战国时期的记载无过分渲染，容易让人接受。困难的是现在已无法鉴定这些历史，无法得知造字的具体过程。因而，后世的传说和推测自然成了重要的补充。
汉代的记载传说味道较浓。首先对仓颉的身世进行了补充，《春秋元命苞》中说：“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说文解字·叙》中说“黄帝之史仓颉”。作为黄帝的史官，和造字的需求最为接近。史官需要记事，志功德，警效尤，布政令，仅仅使用本部落的符号是不够的，必须注重各种象形符号，予以综合整理。有了史官的身份，《荀子·解蔽篇》中“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就非常好理解了。这个“一”无论是做统一、专一、突出解，都反映了仓颉是众多收集、整理各种象形符号者之一的历史事实。但是远古的部落，有无史官，无疑是一大疑问。就甲骨文的考释来看，巫史是造字的主要人物。以此推论，更远古的时候，类似巫史记事的人应该是存在的。其实有无史官是一回事，有无记事的需求是另一回事。在仓颉的时代，记事的需求确实是存在的。需求是创造的原动力。
对于造字的过程，汉代的记载造出了传说。《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其他的记载则明显有推理想象的成分。《春秋元命苞》说：“生而能书，又受河图洛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
作为专业的汉字理论书，《说文解字·叙》的考释最为权威：“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和“见鸟兽蹄迒之迹”是这些记载的精华之处。这些资料显示仓颉造字的主要方法是依形象物，比较合理地解释了造字的关键环节——通过观察鸟兽的痕迹，使之成为记事的符号。狩猎是远古先民主要的经济活动之一，是他们生存的迫切需要，因此，仓颉依物象形的造字合乎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
清末章太炎在《造字缘起说》里说：“依此是仓颉以前已有造书者……人具四肢，官骸常动，持莛画地，便已纵横成象，用为符号，百姓与能，自不待仓颉也。”又说：“一二三诸文，横之纵之，本无定也；马牛鱼鸟诸形，势则卧起飞伏，皆可作象也，体则鳞鱼毛鬣，皆可增减也；字各异形，则不足以合契。仓颉者，盖始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著形之符号，始约定俗成之书契。”在他的眼中，不但肯定仓颉是第一个整理汉字的人，并且指出汉字是由无数个“仓颉”创造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