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金文

历史进入到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演化均发生巨大飞跃，传统的贵族政治转变为新的集权政治，新兴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新面貌。这种形势反映到铜器上，不仅礼器制度发生一定的变化，铜器铭文的内涵相对春秋时期也有很大改革。
在铭文内容上，田齐铜器依旧延续着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这在战国中期仍可见；其他列国器物，一般铜器上多只简单地记明铸器之事由与器主。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相关联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使铭文载体大为扩展，同时在铭文中出现“物勒工名”（《札记·月令》）的内容，记载负责监制青铜器者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这多见于兵器、量器等。有的酒器、食器还记置用地点与掌管者官职。

齐国金文

战国早期的齐国金文带有春秋中晚期的部分特征，但有所改造。如陈曼簠铭文，虽保存着春秋中晚期齐金文中那种瘦长而工整的形式，可是那种故意拖长、迂曲婉挺的笔画已很少见，且行笔多方折。至战国中期后，齐金文在书体上已较春秋中晚期有较大改观。酒具、食器上的金文排列虽较规整，字体作长方形，但书体近于手写体（一般流行的俗体），笔画厚重而简约，且不少文字在字形上已带有这一时期浓厚的地方色彩。像陈纯釜、子禾子釜等，铭文均与此铭相近。

韩、赵、魏三国金文

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在金文的字形与书写风格上具有较多共性。铜容器铭文中字形规整的一类，以洛阳金村东周墓葬出土的骉羌钟铭文最著名，从铭文内容可知，钟是韩器，作于公元前404年（周威烈王二十二年）。铭文铸成，结体长方匀称，笔画圆转、细劲，郭沫若曾谓之“规旋矩折，而逼近小篆”，是有道理的。其端庄、疏朗的风格亦与上述凝重的齐国金文形成一定差异，较之春秋晚期晋器中赵孟疥壶的那种故作修长的字体显得较为稳重、匀称，确有可能受了当时秦国文字的影响。洛阳金村墓出土的器物中尚有令瓜（狐）君嗣子壶，是战国时魏器，其铸铭与骉羌钟相近，但可能偏近于手写俗体，在规整程度上稍差。
与三晋相邻近的中山国之青铜器有着极优美的铭文。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王墓出土的“平山三器”（包括中山王臖鼎与方壶、倿螆壶）之刻铭，其字形修长，细劲而潇洒，点画之间或具修饰性的点缀，堪称战国铜礼器铭文中最具艺术性的美术体。其中方壶铭文长达450字，也是战国时最长的金文。

楚国金文

南方的楚国，在战国早期、中期时，金文字体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春秋时期南方金文那种颀长的形体特征而较为宽阔，笔画迂曲、流畅，如楚王醔章镈，与同时期的北方金文大相径庭。至战国晚期，楚国金文形体多已变得扁平。笔面较短多弧笔，显得松散、草率，同早、中期楚国金文形成明显反差。
关于这一时期新出现的且比较常见的“物勒工名”形式的铭文、计量铭文，多数是在铜器铸成后用利器在器表刻出来的，且多出自工匠之手，随手刻成，故形体不规整，笔画细如芒发，字迹较潦草，俗体字亦较多。
战国中、晚期金文除了上述特征外，区域性较之春秋时期并未减弱，反而有所强化，字形亦因地区不同，在结构上也有不少差异。在列国金文中，旧存的西周春秋文字形体在此时已被地方性俗体取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形声字在这一阶段金文中繁生，长篇铭文中还大量使用假借字，这种情况亦为前代所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