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考释与新史学的开山

1917年2月，王国维从日本归国，始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3月成《太史公年谱》，并酝酿《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及序。

在这两本书里，王国维根据甲骨文中所见的商王名字，大体排出了商代一个可靠世系。

所谓先公先王，就是指历代祖先。对于商朝人来说，“先公先王”是以商代的开国之君成汤为界划分的。建国之前的商王直系祖先称为先公，立国之后的商王的曾经在位祖先称为先王。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详细记载了殷商王朝的“先公先王”：“先公”自契始，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先王”自成汤天乙始，太丁、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乙、雍己、大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武丁之后的商王有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

司马迁所记是否真实可靠？千百年来，学者多认同不疑。但是王国维所处的时代，疑古之风大兴，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学派，得到了胡适的支持。他们认为古代的很多问题，都需要重新看、重新探讨，很多被当做信史的东西其实都是传说。这股疑古思潮使得许多学者对中国上古的历史记载产生了怀疑。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孔子在考证殷商制度时，就感叹文献的匮乏，汉代的司马迁，又从何得来如此详明的殷“先公先王”世系呢？谁又能证明其真伪呢？这不仅关系《史记·殷本纪》是否值得信任，而且牵涉到《史记》所记的其他王朝世系是否也可靠的问题。

王国维从考释甲骨文“王”字入手。首先认定卜辞中有“王亥”一名，继而认出了卜辞中不仅有商人始祖“契”，而且也有“契”之父“喾”，甲骨文中的“夒”即“帝喾”。接着，“相土”（土）、“冥”（季）、“振”（核、王亥）、“微”（上甲微）等等，文献与甲骨文一一对应起来。其后，除“昭明”一人外，“报乙”“报丙”“报丁”等等，无不毕现于卜辞。

就这样，王国维以卜辞研究证明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大致可信，而且还纠正了《殷本纪》中所排“先公先王”次序的错误。如“报丁”应在“报乙”“报丙”之后，而《史记》放在二者之前；又考证出“祖乙”当为“中丁”子，纠正了《殷本纪》以“祖乙”为“河亶甲”子之误；还指出文献中的“主壬”“主癸”即甲骨文中的“示壬”“示癸”等。
这说明，司马迁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其《史记》编排上古帝王世系，虽然简略且有误处，但还是有根据的。由此可以断定，《史记》确实是一部可以放心使用的信史，而《史记·夏本纪》所记夏代的世系由此也就不可轻易否定，这样就把我国可信的历史提前了近一千年。

此后，利用甲骨文资料对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以及甲骨卜辞语法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十分重大的成果，使我们今天能勾画出商代社会的大体轮廓。

郭沫若曾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