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变易·中庸·和谐——汉字文化问题的几个视点
《大观》能修订出版，甚感欣慰——众师友当年那番认真与辛苦，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流失。
修订本有个“笔谈”，执笔临纸，踌躇良久。若说汉字文化学问题，我的看法早写在初版《大观》下编第一章“唇齿两相依”内。十余年转瞬而去，似乎自己没啥长进。至今读那一章，仍觉得想说的已经道出。
下面的文字或许多余，或许离题。在我脑中，本就不很清晰。大抵说的是在汉字和汉字文化问题上，既要考虑当前，也要考虑历史；既要考虑具体对象，也要考虑系统全局，尤其是要重视汉字本身的特点及其与中华文化之间的联系。目前这些充其量是几缕思绪，一鳞半爪的、不成文章；但毕竟有所思考，有所努力。在此不揣鄙陋浅疏，直笔而谈；或引方家教正，得一觉悟，便是莫大收获了。
一
凡涉及汉字字形系统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应区分和注意，一是字形的共时应用系统，一是字形的历时综合系统。
字形的共时应用系统，包含了特定历史时期内使用的常用字字形，受相应历史时期内的文化影响。字形的历时综合系统，包括了整个汉字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全部字形，受整个传统的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共时应用系统是某个历史时段里字形使用情况的反映，具有所处时代的特点；历时综合系统是各个时段的共时应用系统的总汇，反映所有时代的特点。
汉字在数千年的演变过程中，构形由绘写式到符号化、部件化，笔画由随体诘屈到横平竖直，字形由参差不齐到大小划一，结构由从心所欲到讲究六书字理。篆化、隶变、楷定，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面貌都与当时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又有所变异。对各阶段使用者来说，汉字总是变得比过去更简捷，更美观，更方便好用。——这是从共时应用系统所能看到的汉字的一个方面的面貌。
倘若不仅仅注意汉字的共时应用系统，也关注汉字的历时综合系统，不难发现汉字的另一个方面的面貌，即汉字的字样越来越丰富，字族越来越庞大，字理越来越难辨，整个汉字系统越来越繁茂复杂。
例如“经”字，从前的写法是“經”，从糸（mì）、巠（jīng）声。《说文》对“巠”的解释是：“水脉也。从水在一下。一，地也。壬（tǐng）省声。”许慎将“巠”分析成形声结构，其中形符部分为会意结构，三个部件，各有所司，共同表示水在地面下像一条条河川一样流淌。添加形符“糸”以后构成的“經”，表示纺织时的经线。向同一方向伸展的一条条经线，就像那些朝同一方向流淌的一缕缕地下水脉一样。《说文》对汉字字形的分析，总是顾及三个方面：（1）每个部件的读音；（2）各个部件在字形构造中所起的作用；（3）部件所表示的意义。在《说文》里，整个“經”字是可以分析的。每个部件都可以读出来，都有自己的意义。《说文》关于“經”这个字形的说解，反映的是东汉时期的汉字研究水平，代表的是当时人们所掌握的汉字文化知识。[1]
20世纪中叶，这个字左边的“糸（mì）”根据行书写法简化成“纟（绞丝旁）”，右边“巠（jīng）”的上半部根据草书简化成“ス”。从共时应用系统来看，这个字的简化线索清楚、道理明白，可以说是有根有据。但是，从历时综合系统来看，简化以后的字形“经”，给整个汉字字形系统增添了一个新的、不可分析而且没有读音的部件“ス”。这个新部件和“工（本字为‘壬[tǐng]’）”的组合，又使汉字系统里增添了一个可充当偏旁的新构件，从而有了“经、径、茎、泾、颈、劲、痉、刭、泾、胫”等。无论字样、字族，数量上都有所增加；同时字理上出现了两个麻烦，一是从新部件“ス”的形体上看不出有什么意义，难以根据“六书”理论直接解释它和地下水（或经线）的关系；二是“ス” 没有读音，而且原来的声旁“壬”变成“工”以后，失去了表音的特征；这些现象破坏了“巠”字原本具有的形、音、义方面的内部和谐。结果，汉字的共时应用系统简化了，而历时综合系统变得复杂起来。[2]
——简化有简化的根据，繁体有繁体的道理，二者分别处在不同的共时应用系统里，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里汉字使用者在文化理念上的差异。研究这两种文化理念的差异，就是汉字文化学者的课题和使命之一。
如果把汉字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对象，就该重视“六书”原则，不轻易对字形做出更改。如果把汉字作为一个单纯的物化了的工具，就容易为了求简便而忽略汉字本身已拥有的内部和谐。
笔者以为：任何一个改变汉字字形的决定，无论它是改变字样，还是改变部件，哪怕改变的仅仅是一个笔画，只要催生了新的字样，产生了新的部件，就应该考虑是否超越了“六书”的理论范围，是否破坏了汉字的内部和谐，是否导致了汉字的历时综合系统复杂化。
一时之便利、万世之繁复。
因此，从汉字和汉字文化的立场来看的话，凡涉及汉字字形的改易，无论是革新还是复旧，都需要谨慎对待。宁严勿冒，宁守常而勿改易，宁存至今所有之一切，勿滋废故而翻覆之“雄心”。
——如果能这么做，对于国家民族、对于子孙后代，对于世人友邦，都是真正的大方便。
二
一般认为，当中国文化发展、进步了，人们认识了新的事物，出现了新的概念，一些原有的汉字就会被用来记录新的事物。记录的方式诸如添加一个读音，或是给相关汉字增加偏旁、部件等。在多音或多义的常用字里，添加部件导致新的字形产生了，就叫字形分化。
字形分化是突变性的，本来的一个多音多义字，一下子成两个字了。但是，突变发生之前，一个字从单音单义发展到多音多义，其过程却是渐变性的。在这一过程中，有关的那个字的使用总是随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字音字义的变化是结果，社会的发展和作为使用者的人们在知识上的更新是原因。因此，探讨字形分化问题，同时就要探讨汉字文化问题。诸如字形分化的规律是什么？起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根本答案都应该从历史文化中去探求。
多音或多义，都意味着一个字形负载的信息量的增加，属于量变；而分化字的产生，则是由量变导致的质变。自然界里，水或凝为冰、或化为汽，都是规律性现象。水凝为冰，决定性条件是在正常气压下，温度达到零摄氏度（0°C）；水化为汽，决定性条件是在正常气压下，温度达到100摄氏度（100°C）。这都是所谓“临界点”。
汉字的字形分化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不过这一现象存在于人类的社会行为中，受文化观念左右，和纯粹的自然现象有所不同。汉字的分化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具有一个“临界点”呢？如果有这个“临界点”，它是纯汉字性质的呢？还是文化性质的呢？
以“的”字为例。假设有位先生给自己的学生布置了这样一个作业题：
——请用“……的的的的……”造一个句子。
怎么办？
“的”这个字，在现代汉语里使用频率高居首位，并且有多个读音、多个意义。尽管如此，“的”的几个常用读音和义项至今没有导致字形分化的发生。不仅没有分化，还产生了新的读音和用法，如“的哥”、“的士”的“的（dī）”。利用“的”的多音多义特点，完成上述作业如下：
那个打的的的的确确是我的朋友。
上例中4个连用的“的”字，在读音方面有所不同。第一个读阴平“dī”，第二个读轻声“de”，第三和第四个读阳平“dí”。在用法方面，第一个是名词，指出租汽车；第二个是助词，第三、四个是副词“的确”的“的”的叠用。事实上，“的确”的“的”在古代更为常见，可以独用，并且不止有“的确”一个意思。
“的”，古字从“日”，是个入声字。《说文·日部》的说解是：“明也。从日，勺声。”俗字从“白”，写作“的”（参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形符从“日”、从“白”的字，往往都和“光”、“亮”有关。“的”的本义表示“鲜明”，引申后可以表示白色、表示箭靶的靶心、表示古代妇女在面部上做的一种装饰点，等等。读音本为入声，入声分化以后派作阳平。
历史上，“的”还有一个去声的读音dì，有形容词、名词等用法。《汉语大词典》里记录了去声的“的”所具有的13种使用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
（1）现代汉语外来词“TAXI”的音译形式在海内外的一些地方一度写成“德士”，发音时声调为阳平；后来给规范成“的士”（“的”音dī），声调为阴平，简称为“的（dī）”，如“打的”、“的哥”等。阴平“的”在“的”字历史上不曾有过。也就是说，现代汉语里最常用的一个多音且多义的字，不但没有分化出新的字形，反而在原有字形上增加了一个新的读音和意义。不过，新的读音新鲜感十足，有明显的区别性特征，很容易分辨出来。
（2）“的士”已经有了规范名称，即“出租汽车”（简称可以是“出租”、或“出租车”）。这个名称的出现，事实上是对“的”字进行了同义替代，分化了“的”的功能。
（3）去声的“的”在现代汉语口语里不再使用，处于已经自然“冬眠”的状况。这种只存在于历时综合系统里、不存在于当前的共时应用系统里的情况，反映了“的”的多音多义字功能的弱化。
（4）“的确”的“的”在现代汉语里成了语素，如同“目的”、“有的放矢”的“的”一样，不再独立使用。也就是说，不完全属于当前的共时应用系统。因此，目前“的”字还没有发生字形分化的必要。
由此归纳出一些和字形分化相类的“准分化”方式：
（1）以“四声别义”的方式增加一个有新鲜感的读音。
（2）以“同义替代”的方式转用其他词语形式。
（3）因“时移事易”形成一部分旧有的读音和意义的自然“冬眠”，只应用其较新的读音和意义，所谓“古字新用”。
（4）因“双音构词”使单字的表义功能语素化，相关的读音和意义不再独立使用，可谓“增字别义”。
在一个真正的多音多义的常用字里，一般都能发现第3、4种“准分化”方式的存在。不难推知：如果发现“准分化”方式已经存在，那么这个多音多义字就应该是已经处于字形分化的“临界点”上了。
对于“的”来说，上述四种“准分化”方式已经缓解了多音多义造成的压力；不过，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同义替代词语“出租汽车”就有个不尽人意的地方——它还可以指大型出租客车，而“的士”是专指小型车的。所以，现在“的士”这个词在口语里仍然被广泛使用。至于去声“的”，从共时应用系统看，它已经自然“冬眠”或语素化了，没有什么问题；但从历时综合系统看，那些集合在同一字形下曾经被使用过的事实，又怎么能在阅读和写作时忽略或者忘记它们呢？如果采用“古字新用”的方法，其实也只方便了某些特定的人；这种方法虽然是临时性的，却有可能被一时一地的人们普遍接受，从而由于约定俗成而“功成名就”。可是，这种方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多音多义问题，反而会造成历时综合系统里多音多义问题的复杂化。
可以预见的是：（1）“出租汽车”这个词在意义上如果不能趋于特指小型出租汽车，“的士”这个词就不会被真正替代；（2）与“的”字相关的、由“增字别义”生成的多音节词语将趋于稳定并最终固定下来。
字形分化将导致汉字的历时综合系统复杂化，对于总数已达数万字符的汉字字形系统来说，那不是一个令人乐观其成的结果。
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必须充分重视：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印刷术和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和普遍应用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化、国际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如果不能通过法令形式得到确认从而让全社会人使用，任何一个新的汉字形体都不可能以自然而然的方式获取全社会的认同。
如此看来，“增字别义”是比较适合现代传播方式的；其次是“同义替代”，适合于用在相关义项已经术语化了的时候；再次是“四声别义”，可以满足一时一地的需要；最次是“古字新用”，往往起于某些特定的人，而后推广到一时一地的人群。
总之，在今后的汉字使用过程中，“字形分化”现象有可能在一时一地一人那里偶然发生，但是，从整个汉字系统、以及使用汉字的群体社会来看，新的分化字被接纳的机会几乎不存在。
一个新的汉字形体的生命往往会被机器终结。
三
汉字和汉语的关系，是汉字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汉字和拼音文字不同，汉字多了一个“形”的要素。拼音文字的形体可以用一页字母表容纳，而成千累万的汉字形体，需要一本字典来容纳。
汉字形体的丰富性举世无双。这一点也使汉字和汉语词汇的结合具有类似“直通专线”的特征。几乎每一个字形都直接和某个词语对应。这个词语是相对应的汉字所专有的“本义”，其他汉字一般只能通过“假借”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词语。
由于汉字有这种“一字本一义”的特点，其所本之义又往往联系着一个引申用法的集合；所以，每掌握一个汉字形体，就等于掌握了至少一个汉语的词，顺藤摸瓜，还可以掌握这个词的引申用法系统。如果把后来新学的汉字和以前学过的汉字组合使用，所掌握的汉语词汇数量往往以几何级数增长。情况如下所列：
（1）假设汉字A只对应汉语的词a，汉字B只对应汉语的词b。例如“是”和“不”。
（2）只掌握了汉字A，就只掌握了一个汉语的词a，例如“是”；只掌握了汉字B，就只掌握了一个汉语的词b，例如“不”。
（3）如果不但掌握了汉字A同时也掌握了汉字B，那么所掌握的汉语的词除了a和b以外，还有可能是ab、ba以及aa、bb、aba、bab等。例如“是不”、“不是”、“是是”、“不不”、“是不是”、“不是不”的组合用法。
通过学习，所掌握的字数可以不断增加。字数越多，相关的词语也就越多。例如记录数字的十个汉字“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它们记录的音节是十个，可是它们能记录的词语却远远不止十个。大致说来就有：
（1）从1到99的九十九个数。
（2）乘法九九表。
（3）节日和纪念日。如：“三八”、“五四”、“十一”等。
如果加上一个“零”字，可以表示各种编号。如：电话号码、邮政编码、门牌号码、证件号码、部队番号、电报编码等。再加上“点”和“分”两个字，可以表示一天里的任何一个精确到分的时间点；如果再加上“年、月、日”三个字，就可以表示纪元以来两千多年间的任何一天。
十个汉字如此，一百个、一千个不同的汉字，它们涉及的词语会有多少个，恐怕没谁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答。
表示数字的汉字和表示时间的汉字的组合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一般情况将如何呢？这里有四个常用礼貌用语“感谢您”、“你好”、“再见”、“别客气”。一共十个不同的汉字。这十个字，通过单独使用或互相组合以后所构成的词语或短句，同样可观：感谢、谢、您、感谢您、谢谢、谢谢您、你、感谢你、谢谢你、好、您好、你好、好感、再、见、再见、见好、别、客气、别客气、别再客气、您客气、见客、别谢、谢客、见您再谢，等等。
笔者择取了一些现代汉语日常用语以及语法里的常用字，稍加整理，得下面歌诀：
（1）感谢您，很好再见没关系。
（2）对不起，麻烦请问别客气。
（3）我跟你，咱们全都是老友。
（4）他她它，两人谁在打电话。
（5）为什么，几个多少将怎样。
（6）吗呢吧，的地得和着了过。
（7）这那哪，前后左右上中下。
（8）里外边，东西南北给方向。
（9）昨晚来，今夜做事明早去。
（10）日月星，春夏秋冬有周期。
（11）年岁节，点半刻分看时间。
（12）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
（13）百千万，从小到大数又算。
（14）买卖价，元角块毛找零钱。
（15）父母亲，兄弟姐妹叔阿姨。
（16）子孙福，儿女同等应知足。
（17）总特忙，极难太累越要强。
（18）必须让，被说最易把心伤。
（19）较欢喜，或许如愿更高兴。
（20）虽常用，但却突然竟想送。
（21）既已空，所以始终还未弄。
（22）确实错，因而仅只刚受挫。
（23）果真该，立马随即使天开。
（24）也可能，学完就会才肯干。
看上去好像顺口溜，实际上是一个带有一定趣味性和可读性的字表。表中有240字，字字不同；并且既是字表，又是词表。但凡判断、疑问、否定、存现、被动、使令、处置、假设、因果、条件、目的、授受、比较、程度、范围、能愿、指称、方向、位置、时间、年月、数字、数量、番号、亲属等方面的表达功能，都已基本具备。不仅如此，还包括了一些常用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常用动词如：打、做、干、为、用、来、去、回、给等；常用形容词如：好、坏、对、错、多、少、大、小、难、易、累、老、真等。——据以组词造句，这240个字能够成就多少句子，完成什么样的交流任务，笔者不能胜数。
不论视之为字表、还是视之为词表，一经排比，三七成句，便不完全是字表或词表了，这里那里地隐隐然或成文章，因而称之为“歌诀”也无妨。
汉字所具有的“一字本一义，一义生多用”的性质，使每一个汉字都如同一个建筑的结构板块、或者说如同一个功能自足的子程序，形音义的板块化，是汉字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果认为汉语的语法受汉字“形音义板块化”特点的影响，缺乏形态变化，导致“意会”的成分增加，是一种结构方式上的损失；那么有一失也有一得，缺乏形态变化的汉语因此免除了形态变化的累赘，结构上可以次第排列，顺序而下，直接组合，实现“无障碍连接”，可以不依赖词本身的形态变化而表达通常的语法范畴。
因此，掌握的汉字数量越多，对汉语的结构（连接方式）了解得越透彻，运用这些汉字进行组合与创造的能力就越强。汉字系统拥有极其庞大的字符库，给“无障碍连接”留下了丰富的材料和无限的机会。可以说，变化无穷的“无障碍连接”方式所产生的表达效果，就像核聚变的效应一样，包孕了出乎意料、超出想象的神奇而巨大的力量。
中国文化中蕴涵着“独立·变易·中庸·和谐”的精神。汉字“一字本一义”的板块化特点，以及汉字运用中的“无障碍连接”方式，正好体现了这种精神，即：
字各有义（独立），
随文成训（变易），
变而有本（中庸），
音义相谐（和谐）。
可以说，汉字和中国文化在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导致了汉字和汉字文化的生命力如此旺盛而恒久。
[1] 郭沫若不同意许慎的说解，认为“巠”是“經”的本字。见《金文丛考》。
[2] 偏旁简化中增添新构件的问题，也发生在和下列几组字相关的字上：“楊、陽、揚、煬、瘍”、“堅、賢、鰹”、“擇、澤、蘀、襗、譯”、“學、澩、燢”、“營、熒、滎、螢”、“覽、攬、纜”等。
2010-05-13 人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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